刘士林
世博会的举办，给在政治、经济、种族、社会甚至环境与资源等方面矛盾不断升级的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经验和感受，这些经验与感受十分宝贵与及时，有效地稀释了人们内心的焦虑，转移或缓解了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展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好、光明和激情，这对于我们这个联系越来越密切但又冲突与矛盾不断的世界，可以起到很好的润滑和调节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本届世博会可以使人想到远古时代的狂欢节，把文化特有的调节与修复功能在当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它修复着不断激化甚至濒于崩溃的全球或区域的政治、经济矛盾，减轻了它们激烈的程度或冲突的性质，产生了一般的外交与文化交流无法比拟的效果。同时，又以文化特有的审美功能为焦虑的大众编织了一个美丽和欢快的梦境，使被折腾来折腾去的人们可以暂时抛开现实的痛苦与烦恼，这种审美慰藉同样具有很大的现实需要，所以早在世博会开始之前，就入选了俄罗斯 2010年最值得期待的十大事件。由于这些深层的原因，我们看到，文化艺术已成为上海世博会最突出的标志，而不是各种新的技术、发明或商品。只要随便看看有关世博会的报道，可以说都不难印证这一点。在本届世博会中，艺术演出特别抢眼。本届世博会已经成为多元文化艺术交流共享的盛会。艺术活动的频繁与多元，与美好生活的“美”关系密切。
美好生活可以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物质基础，其次是制度文明，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精神文明”。关于后者，可再分为“美”和“善”。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曾说：“人文学主要有两大块，一个是美学，一个是伦理学，分别讲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善的。”这是很有见解的。
实际上，城市文明的主体也主要是“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它们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礼”和“乐”。前者用来生产秩序、规范行为，后者用来调节情感，使人获得快乐与自由。在当今世界，城市雄厚的“物质生活基础”已足以抗拒大自然的暴力，不断完善的社会制度与保障体系也为人们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条件，因而，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能体现出城市文明在当代的发展水平，作为一个社会更高发展目标的“城市的善”与“城市的美”变得更加重要。如每个城市都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重视城市形象等。
但在城市精神文明中，也存在着一对新的矛盾，它可以称之为“礼”和“乐”的矛盾。这个矛盾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出现。由于深深懂得“若没有约束，我们将存在于霍布斯主义的丛林中，也就不可能有文明存在”，因而西方城市的现代机制建设十分成功与完备，但由于“制度”、“规范”等仅相当于“礼”，正如《礼记记乐记》说“礼胜则离”，与“制度”、“规范”过度的片面发展相伴生，是大量的焦虑、压抑等异化性力量激增，这直接影响到西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社会学家经常讲到的“城市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就可理解为“重礼轻乐”的苦果。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是如此，为了使城市中紊乱的人际与社会关系重新有序化，决策与管理者往往重视“礼”的建设，这是当代中国城市迅速出台各种法规、政策的根源。尽管这是绝对必要的，但也是不全面的，因为城市管理与生活越来越规范的同时，居民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少。从根源上说，这是他们不知道比“礼”更高级的是“乐”。如果说，“制礼”的目的在于梳理因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系统的混乱，那么只有通过“艺术与审美”，才能使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压抑、焦虑与不适应得以稀释与融解，使在社会变迁中惶惶不可终日的都市人得到自由与快乐。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与艺术对当代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显然比外在的规范与秩序更加重要。本次世博会对艺术的张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预示着城市发展将与人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人的审美生存或艺术化生存越来越密切地联系起来。
古人说“人不风流只为贫”。一般人之所以对艺术与审美加以回避，是因为紧张、艰辛的物质生存条件压抑、扭曲了主体的审美与自由需要，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发展得最为成熟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已为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而它对艺术与审美的忽视，不能简单归结为物质条件的局限，而只能说别有原因。什么原因呢？我想最关键的问题是出在“观念”领域，是由于头脑中充溢着过多的实用理性意识，因而很难想到非功利性的艺术与审美。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上海市民没有审美与艺术的需要，实际上，由于物质文明发展在先，上海市民的艺术与审美需要比国内一般城市要强烈得多。这只能说明我们关于城市的观念与框架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往往需要一个契机，我们很希望世博会能为上海提供这样一个机缘。